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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试析“诗史”观辨正及宋夏战事诗的“诗史”性质(3)

    发布时间: 2012/6/13 8:58:29 被阅览数: 次 来源: 中华文史网
    文字 〖 〗 )
    (二)有史有情。忠愤沉郁 


      尽管以诗记史、以诗传史是“诗史”作品的重要功能,但这并不能掩盖其抒发情感的审美本质。宋初诗人杨亿在其《读史白体》一诗中云:“史笔是非空白许,世情真伪复谁知。”其强调诗歌创作要展现“世情”,而不是一味去写实,这实际上是对诗家有史而无情之创作倾向的批判。此后的韩宗愈亦以“悲欢忧乐、忠愤感激、好贤恶恶”来定义杜诗“诗史”的情感特征。由此可见,宋人将“诗史”作品的纪史与言情功能视为同等重要。受此影响,宋夏战事诗同样是以记述客观史实为依托,以此展现北宋士人在国家遭受战祸时期的心理感受,蕴涵着浓厚的主观情感色彩,而这一主观情感则集中体现在“忠义”二字上,即如黄庭坚所谓的“千古是非存史笔,百年忠义寄江花”,此处的“忠义”实则是宋人报国热情与必胜信念的深切体现。不论是杨亿“予生虽儒家,气欲吞逆羯”(《郑工部陕西随军转运》)的威武势气,还是梅尧臣“勇脱区区簿书内,壮心应欲请长缨”(《送李泾州审言》)的慷慨情怀,无不是宋人“忠义”之精神的深刻体现,其深远的济世之志与浓郁的爱国热情均包涵于其中。 
      有“忠”必有“愤”,这似乎是古代文人士大夫在入世过程中的必然心理过程。在强大的王统和道统面前,士人们只有绝对服从的权利。因而,当面对国家危亡而又无法施展自己的人生抱负时,由“忠”而“愤”的情感便会油然产生。由于军事力量的孱弱,北宋在抗击西夏的过程中连连挫败。面对朝廷用人不济、赏罚不明而造成的战败局面,文人们对此痛心疾首,并通过诗歌将满心的忠愤之情展现出来。如陶弼的《兵器》一诗,就以“朝廷急郡县,郡县急官吏。官吏无他术,下责蚩蚩悲”来揭示朝廷面对西夏的强大攻势而举手无措的难堪境遇。此外,诸如“中原太平日已久,刃顿兵闲空细柳”、“西边用兵地,黯惨无人耕”、“马肥甲重士饱喘,虽有弓箭何所施”、“纵横尸暴积,万殒少全生”等对边地战事惨痛局面的揭示,其情感之痛切沉郁,与杜甫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一方面是“报君自说心如石,忧国人言鬓如丝”的炙热之情,另一方面则是“谋夫愤愤壮士忧,屡献忠言曾苦口”的难言隐衷,当忧国之情与愤然之心碰撞到一起时,北宋文人也难免产生“只期名随扁舟去,掉臂江湖掷锦袍”的退避心态,以及“倚锄西北望,涕泪沾空襟”的无奈喟叹。由此可见,宋夏战事诗在以纪实笔法抒写社会现实的同时,亦倾注了浓郁的主观情感,最终达到了以“史”传“心”的目的,让后人感受到北宋文人在面对国家危亡时的复杂心态与艰难处境。 


      (三)律切精深。意在言外 


      记史与传情是“诗史”的核心内涵所在,这必然需相应的艺术形式去加以表现,宋人对此极为重视。如欧阳修就以“善陈时事,律切精深,至千年不少衰”来定义“诗史”的内涵,其所谓的“律切精深”正是对“诗史”作品外在艺术形式的强调。就连以阐发性理思想而名著一时的理学家邵雍,在《诗史吟》一诗中亦认为:“诗史善记事,长于造其真。真胜则华去,非如目纷纷。”其所谓的“真”和“华”其实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,他在肯定“诗史”作品真实记述社会现实的同时,亦强调形式上的美观。不论是“律切精深”,还是形式之“华”,它们都是宋诗“以文字为诗、以议论为诗、以才学为诗”之总体艺术特征的具体体现。 
      在宋夏战事诗中,我们发现宋代文人往往用“羌贼”、“西戎”、“羌奴”、“猖夷”、“豺狼”、“夷狄”等称谓指称西夏。如苏舜钦《瓦亭联句》中的“风策策风呼号,羌贼胆开凶焰豪”;郑獬《羌奴》中的“饱则啼啮,羌奴敢肆行”;曾巩《边将》中的“当今猖夷久猖獗,兵如疽痈理须决”;等等。由此可见北宋文人对战争的憎恶。在发表议论的同时,北宋文人亦不忘以声色工整的句律来表达内心的情感。如:“悠悠捐岁序,忽忽抱心曲。”(高敞《没蕃土》)“气绝心肝裂,号穷血泪横。”(王令《何处难忘酒》)“幕府上功连旧伐,朝廷称庆具新仪。”(王安石《和蔡副枢贺平戎庆捷》)这些诗句中的“悠悠”与“忽忽”、“心肝裂”与“血泪横”、“旧伐”与“新仪”的对举,虽律切精深,但却意在言外,形象而真切地表现了北宋文人厌倦战争、渴望统一的内心愿望,这既是他们诗歌语言锤炼的结果,同时也是其至大至刚、豪放外发之人格力量的显现,二者的高度结合,正是宋代文人在历经宋夏战争过程中振作精神、焕发热情、内心激愤之心灵世界的艺术呈现,从而达到了传史与传心的双重效果,这恰恰符合了“诗史”观的艺术规范。 


      综而言之,历代都有记录战争情况的诗歌,但却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诗歌能够象宋夏战事诗那样,既全面系统又真实动情地记录了历经百余年的战争情况。不论是就前人对“诗史”内涵规范的角度着眼,还是从宋人对“诗史”观念彰显的层面考量,宋夏战事诗都是当之无愧的“诗史”。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:民族战争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,同时也是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。不论是反映匈奴与秦汉之间关系的汉乐府民歌,还是记述唐与突厥等少数民族之间矛盾与融合的边塞诗,抑或是记录宋夏战争过程的宋夏战事诗,它们都具有以诗传史、以诗证史的“诗史”性质。因此说,古代民族战争是我们深入研究“诗史”观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,同时也是以文学的视角去反观历史的重要途径。从此意义上讲,将宋夏战事诗从宋诗的创作总体中“分离”出来,并以文史互证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,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历史、反思历史、积累民族的生存智慧以及构建和谐社会,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。
    编辑:秋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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